改革开放40年，中国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成就举世瞩目。在这片被称为“中国奇迹”的土地上，曾经地处偏隅沿海的温州，伴随活跃的民营经济，扶贫开发走过了一条以党委政府主导，从区域性脱贫到聚焦低收入农户精准扶贫的特色反贫困之路。

　　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88年。温州瓯海、乐清等8个县(市、区)被确定为革命老根据地县(市、区)，同时确定了222个革命老区乡镇、3628个革命老区村。在改革开放劈波斩浪中，经过几轮的扶贫攻坚，2015年，全市5个欠发达县全部“摘帽”，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4600元农户。

　　回望来时路，在温州绘就全面小康的蓝图上，扶贫攻坚不断深化，城乡面貌发生巨变，人民生活日益美好。激荡40年的温州，在农村改革中书写着扶贫传奇！

　　　交响乐

　　　下山搬迁一小步区域性脱贫一大步

　　改革开放之初，作为民营经济先行区的温州，城市和平原地区快速崛起。而位于边远山区的村落，发展却百般受限，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群众生产生活举步维艰。

　　1978年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极大解放农村劳动力，短时间内解决温饱问题。同时，个体户、家庭小工业等多种经营不断涌现，温州农民走千山万水、讲千言万语、用千方百计、克服千辛万苦摆脱贫困增收致富。

　　1985年，瑞安市横山乡村民陆续从大山深处向市郊平原迁移，开启了温州30多年波澜壮阔的下山搬迁：对一些居住在高山、深山的农民采取组织和鼓励搬迁到条件较好地方的办法，实行下山脱贫。

　　全省首创的泰顺司前“一镇带三乡”移民模式，源于2003年。那一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到泰顺调研时，对下山脱贫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下得来、稳得住、富得起”。

　　在殷殷嘱托中，泰顺下山脱贫从司前镇起步，连同峰门、黄桥、竹里三乡，走过无区域移民、生态大搬迁移民的15年，19053户70049名移民实现了“乾坤大挪移”，这个数字，约占全县常住人口四分之一。

　　得益于下山搬迁，司前畲族镇村民严立超，如今已成为泰顺县致富带头人。2003年，住在高山上的严立超娶了媳妇，两人住的是山里的土墙房，一楼是猪圈。2008年，严立超以4.7万元的成本价获得异地搬迁地基，花了10万元建成一间4层砖混结构房子，一家人住上了新房，他的孩子也在镇里读了幼儿园。

　　村民下山，为产业发展腾挪出了“绿色空间”。嗅到商机的严立超，于2009年起组建百花蜂蜜合作社。此后不断扩大养蜂规模，至今会员超过百余人。今年，他的合作社还承接政府扶贫项目，直接带动30户低收入农户养蜂。从困在高山，到下山搬迁，再到带动村民致富，严立超一家的脱贫致富，是我市在扶贫起步阶段，聚焦区域性脱贫，加快农民增收的缩影。

　　从蜂蜜合作社到永嘉“乌牛早”、泰顺“三杯香”、文成杨梅、乐清铁皮石斛……将贫困地区和老区的资源优势变为商品优势和经济优势，温州走出了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的产业扶贫特色路子，农业产业化步伐不断提速。

　　永嘉县乌牛镇北部十八垄村，是典型不通公路的村。2003年，该村被列入浙江省康庄工程试点项目，半年后的出茶季节，全省第一条乡村康庄工程在这里建成了。新昌客户纷纷驾车前来购买茶叶，茶叶的价格提高了，村民也实现了增收。

　　彼时，借助发展的交通设施和基础设施，温州大山里的农民与山外有了更多的沟通和互动，脱贫目标变得坚定而明晰。

　　在2005-2007年“139富民攻坚计划”的三年期间，全市投入农业开发资金4亿元，巩固和开发种植业基地17.8万亩，培育了一批“国”字号农业生产基地和市级以上扶贫龙头企业。建立专业合作组织279个，带动农户11.4万户；建立来料加工基地618个，从业人员5万多人；形成“农家乐”休闲旅游村、旅游点193个，经营户946户、从业人员6417人，年营业收入1.3亿元。

　　　双重奏

　　　欠发达县全部“摘帽”低收入农户奔小康

　　2015年2月27日，浙江省委、省政府召开春节后第一个会议，作出摘掉26个县“欠发达”帽子的重要决定。其中包括温州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等5个县。

　　在浙江最南端，距离苍南县城百余里，有个富源村。这一年，村里低收入农户人均年收入为8550元。作为岱岭畲族乡的省级扶贫重点村之一，富源村的脱贫之路蕴含着温州乃至浙江的扶贫经验：千方百计增强低收入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

　　2007年，省农科院亚热带作物研究所的专家李发勇，以科技特派员的身份下派到岱岭畲族乡，开启了富源村“造血”扶贫之路。在他的带动下，村民们种起了特早熟蜜柑林。这得益于我市出台的《关于实施“共同跨越六大行动”加快低收入农户奔小康步伐的若干意见》。

　　十年来，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的经营方式，富源村发展了一批扶贫龙头企业和农业合作社，引导低收入农户和扶贫产业组织共同发展。在当地的柑桔精品园，2014年全村156户低收入农户中，有112户入股橘园，仅全年土地分红各户就可得3000至4000元，直接解决了当地农户就业问题，增加了收入。

　　从聚焦区域性脱贫到“欠发达”摘帽、消除绝对贫困，温州扶贫从“交响乐”进入“双重奏”。

　　在富源村村两委的大院里，一幢二层小楼还办起了富源来料加工厂。村里免费提供场地，工厂里的工人都是闲在家里的村民，通过手工艺挣钱。在工厂的账本上清楚地记录着，一年支付的劳务工资有70多万元，工人人均年收入达到1.8万元。

　　彼时的温州，“助农增收行动”“欠发达乡镇奔小康”“低收入农户收入倍增计划”等一系列工程相继落地，伴随着下山移民、产业开发、山海协作、挂钩帮扶和职能扶贫等多种创新模式，加速低收入农户奔小康。

　　为给低收入农户“强筋壮骨”，我市于2008年率先在泰顺雅阳镇建立“扶贫资金互助会”，雅阳镇墩头村村民蔡祥秋，向村扶贫资金互助会借了两万元，用于种植茶叶，一年后，收入就超过3万元。专门为低收入农户解决贷款难的扶贫资金互助会模式，在全省广泛推广，还衍生出来料加工资金互助会、扶贫互助会联合会等不同种类的互助形式。

　　2015年，温州全面消除“4600贫困”。这一阶段性成效取得的背后，是扶贫政策的一以贯之。

　　　协奏曲

　　　开发与兜底双保障精准扶贫一直在路上

　　根据最新一轮低收入农户的认定标准，即把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1.5倍的农户列为低收入农户对象，我市共有低收入农户26.1万人。

　　去年底，一项温州市低收入农户补充保险新政，为低收入农户添上一件“暖冬衣”。补充保险为低收入农户带去多层次的保障体系，包括意外身故保险金、意外残疾保险金、意外烧烫伤保险金、意外医疗保险金以及住院补贴金等。

　　新政“剑指”低收入农户因病因意外伤害返贫致贫问题，为持续推进的精准扶贫编织了一张“保障网”。

　　与此同时，一个赋予低收入农户更多财产权利的创新举措在温州率先实践。通过财政资金折股量化扶贫试点，在不改变支农资金用途的前提下，以支农资金投入项目所形成的股权量化给低收入农户，并对支农资金进行整合，优化收益分配。

　　以平阳为例，该县2016年整合1200多万财政扶贫专项资金，在26个扶贫重点村建设小型光伏发电站。2017年、2018年分别再安排扶贫专项资金1120万元、1224万元陆续建立起54个光伏发电站。由此，每一个村的集体经济收入年增加约6万元至8万元，其中70%收益用于扶持低收入农户、30%收益用于村集体其他公益事业发展。

　　新时代，温州扶贫开发工作已经从消除绝对贫困进入减缓相对贫困的新阶段。因地因时制宜，分类分户施策，开发扶贫与保障扶贫两轮驱动，区域发展与精准扶贫统筹推进，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模式，唱响“精准扶贫”主旋律。

　　2016年，文成、泰顺高速公路全线开工，撬动了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和城乡联通公路建设。2017年，发放低保金8亿元，实现城乡低保一体化。从1998年建立农村低保制度起算，城乡低保一体化历时20个春秋。此外，在社保、教育、医疗等民生保障方面，形成全社会合力扶贫攻坚。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制度；推进低收入农户子女教育帮扶从学前教育向大学教育全覆盖；加大对涉农企业和低收入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开展“百会(企)扶百村”精准扶贫行动；建设温州扶贫互联网平台……

　　扶贫攻坚的另一只靴子也已落地。日前，市委市政府正研究出台《低收入农户高水平全面小康实施意见》，聚焦低收入百姓增收，助力开发性扶贫更精准、保障性扶贫更牢靠。一纸《意见》的背后，预示着扶贫攻坚，永远在路上。

　　专家点评>>>

　　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温州的扶贫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农村摆脱绝对贫困的一个缩影。温州扶贫三部曲极为显著地呈现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在减贫方面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温州模式不仅仅是民营企业发展的中国模式，也是中国农村实现大规模减贫的典型的中国故事。温州扶贫三部曲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在减贫中的作用，也体现了持续经济发展对于减贫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温州人民依托家庭亲属社会网络有效对接改革开放，突破贫困陷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独特的脱贫发展叙事。

编辑：王科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