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概说的就是下面这个意思：16日上午，“六旬老人公交车上昏厥身亡”一案在鹿城区人民法院东郊法庭再次一审开庭。庭审中，被告方律师称，如果公交公司在此案中败诉，那么，以后就难免“一有病危病人就往公交车上送”，因此，“这是一个拷问社会良知的案件”。原告方律师则表示，黄老伯身亡后，家属没吵没闹，几经“踢皮球”、交涉无果后才提起诉讼。如果原告败诉，是不是要告诉大家：通过正规维权是行不通的，失败的，应该采取过激行为才能拿到该有的赔偿？

　　按照双方的辩护逻辑，当事法院注定要面临“二难选择”。不管谁赢了，似乎都是一个恶例，成为开启破窗效应的引线。

　　摆事实

　　小公交，大世界。伴随着“公交优先”规则的落地，越来越多人的喜怒哀乐、越来越频仍的公共事件，将在公交上上演——当然，也许还包括乘客的生老病死。

　　1、2013年11月29日，贵阳市一辆22路公交车上，一名老太病发不幸死亡；11月30日，贵阳一辆68路公交车上，一名民工因病死亡。两天之内，两人在公交车上死亡，引发市民对公共服务领域急救的关注。

　　2、2014年2月14日，年仅26岁的湖北青年阮钰现，因为在707路公交车上与另一个三口之家抢座发生争执，结果丢下怀孕4个月的妻子，离开了人间。

　　3、2014年5月4日《宿迁晚报》消息，家住宿迁宿豫区大兴镇的村民张由局在乘坐公交车时，尿毒症突然发作，出现呼吸困难症状，危急关头公交车驾驶员张璇握紧方向盘连忙赶往医院，上演了一幕“生死时速”。躺在病床上的张由局感慨，“要不是张师傅，恐怕我已经性命不保了。”

　　可见，公交车可能“要命”，也可能“救命”。不过，这恐怕都无法让我们绝对化、简单化对公交原罪或溢美。自古以来，权责利三者之间，就应该是对等的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还原“公交事件”的是非与真伪。

　　讲道理

　　回到温州的事件上来，“六旬老人公交车上昏厥身亡”，究竟是谁的责任？这个问题还是应该交给事实和法律来说话。

　　1、如果公交公司败诉，那也只能说明此事中的具体承运人负有法律责任，自然也不可能推断出“一有病危病人就往公交车上送”。事实上，各地司法实践还没有弱智到这个田地。再说，公交车又不是医院，谁没事去拿命换赔偿？这个赌注，一般人恐怕还真不敢下押。绑架社会道德水准来“求胜诉”，这个逻辑实在太过滑稽。

　　2、如果黄老伯家属方败诉，也只能说明此事与承运人没有必然的法律责任关系，哪能证明“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邪说歪理？因为“踢皮球”或其他不作为，还有行政诉讼等救济途径可供选择。法律不是被吓大的，司法公平自然也不会被舆论情绪所左右。胜也好，败也罢，只要底线还在、只要正义还在，结果有什么可怕的呢？

　　3、一起并非具有多大公共性的是非官司，辩护人非要裹挟民意来影响司法判决，于公民社会而言，显失斯文与理性——而恶意放大的诸多潜规则，反倒让人窥见背后的“小”来。

　　下结论

　　案件里的是非对错，交给司法去头疼，倒是类似事件频发，对我们起码有三点启示：

　　1、早在2012年7月，《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中就指出，“建立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长效机制。”类似公交车这样的公共场合，即便没有救治的法定义务，是不是应该主动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自觉践行紧急救助的道德责任？

　　2、公交车不是“无限责任承担者”，自然无法对一切发生在公交车上的生老病死负责到底。厘清权利与责任的边界，尤其是廓清“安全保障义务”，司法部门需要借助具体案例，给公众上好普法课。

　　3、杭州“最美司机”在方向盘上铁肩担道义，宜宾纵火案在公交车上上演暴虐的生离死别……公交安全，已经不是一个似有可无的议题。紧急救助也好，公共安全也罢，公交车需要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的管理与服务。 (文/邓海建)

编辑：金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