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从未改变前行的脚步。

改革开放后，温州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同时也把农村改革发展带进了重大变革发展期。“乡村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重大课题之一，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意义。

从第一次开展建立村级组织试点工作，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实施，温州正式完成村干部管理由“任命制”向“聘任制”的转变，乡村的组织框架建设踏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乡村治理，不仅要创新组织形式，还要倾听村民诉求；完善农业农村社会服务组织等基础工作；解决乡村治理新课题，必须依靠自治、德治、法治三大机制实现乡村善治……

四十载春秋，白驹过隙。

今天，让我们重新开启时间的闸门，踏上那条乡村治理的温州道路，翻阅风雷激荡的华丽篇章。

从委任制到选举制

“温州模式”被点赞

“该村李某达在微信群内发红包30元为其堂弟李某竞选村委会委员拉票……”去年，龙湾区蒲州街道屿田村村委会在“两委”换届选举期间接到群众举报。接案当天，区纪委就查实了案件，给予李某达行政警告处罚，并取消了李某的村委会委员自荐人资格。同时，提出明确要求：“凡涉及村社换届纪律案件，一律严查快办，绝不姑息。”这一处置保障了村委会竞选的有序进行，也让“温州”成了村社两委换届中的“热词”。

2017年5月5日，温州率全省之先完成圆满完成村社“两委”换届工作，在全国反响热烈。《人民日报》以《强化党的领导重塑基层好生态——浙江温州市平稳完成5788个村社“两委”换届》为题，点赞温州。当时，该文引起了中央领导的关注。

温州村两委的形成，要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改革的浪潮下，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被废除，农村联产家庭承包责任制广泛推行，广大农民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释放。

1984年，一场农村基层民主改革，在温州吹响号角。为实行村民自治，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在全市建立村民委员会6110个。

农民，也从政治的被动者成为参与者。

随后，我市正式颁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现了从村干部委任制到选举制的转变，温州初步走上了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道路；村民自治活动也从抽象走向具体。

随着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温州农民对“村务公开”的呼声越来越高。针对这种情况，我市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村务公开推进民主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规范化建设和示范单位创建活动的实施意见》，为温州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迈上新台阶奠定基础。

同时，全市各地出台结合本土实际的创新举措，村民自治从开辟新路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比如龙湾区熊新村宣传栏上张贴出第一张村务公开单；瑞安市推行村级民主决策“五步法”程序；泰顺县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苍南县建立了“村民咨询会”制度……

在历史前进的浪潮中，温州把握顺应历史要求、契合时代潮流的改革发展脉动，为自身发展带来了领先一步的先机，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温州模式”。

以党组织为主心骨

把“蓝图”转为现实

每年立冬一过，在四季柚之乡——苍南县马站镇中魁村，金黄的柚果挂满枝头，前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宜人的生态、人居环境，让村民们喜上眉梢。

然而，早些年，中魁村并非此番景美人和。彼时，四季柚种植产业发展粗放，游客零星，乡村面貌也比较原始。

在中魁村村支书林育忍看来，村里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治理创新向乡村基层的延伸，特别是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发展，让自治活力得到释放、法治思维深入人心、道德风尚成为引领。现如今的中魁村不仅是浙江省特色旅游村、温州市十大最美村庄，还先后获评国家级生态村、全国文明村、民主法治示范村等殊荣。

近几年，我市以党组织为核心，村民自治为载体的乡村规划和发展“蓝图”全面铺开，以自治消化矛盾、以法治定分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逐步形成。比如，文成县新联村以自治为本，设立民情调解室，培育金牌调解员。十年来，新联村实现了零信访、零投诉；瓯海区丽岙街道杨宅村以法治为基石，建成“侨村法驿”工作平台，组建专业法律服务团队，将法制宣传、法治教育、法律援助、法律咨询等法律服务触角延伸到田间地头；瑞安陈岙村以德治为根，通过“两委”为大家长，建立新型养老模式，减轻子女养老负担、弘扬孝道文化……

这些印记，见证了温州农村改革的发展历程，依靠的是千千万万敢闯敢试的温州农民智慧。实践证明，准确把握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推动乡村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动力。而“三治结合”这一国家意志，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具体路径之一，是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与载体。

以机制创新为举措

共绘乡村改革新画卷

乐清市虹桥镇上滕村低保户徐传波的老房子年久失修，每逢下雨，漏的地方要拿好几个水桶去接。可对于这个必须限期拆除的危房，他心有不舍，“拆了，哪来的钱盖新房子？”不久前，党员徐祥吉上门走访，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建议村里倡议能人帮助解决。在村党支部的动员下，20万元的重建资金，一天内募集解决了，这让徐传波感动不已。

如今在温州农村，处处活跃着像徐祥吉一样的普通党员。自2013年实施“红色细胞工程”以来，他们走农村、访农户，扎根基层、深入一线，如一个个被激活的具有输氧功能的“红色细胞”，为“大肌体”的健康和谐不断输送“氧气”和“养料”。据2015年数据统计，全市27万多基层党员干部服务139万多户群众，为群众办实事好事32万多件。

完善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和谐党群、干群关系的“润滑剂”，也是地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助推器”，更是实现和谐社会的“稳定器”。

近年来，温州通过完善相关机制，整合工作力量，构建综治工作、综合执法、市场监管、便民服务四个功能性工作平台，获全省推广。

正如市委党校公共管理学教研部主任、温州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张红军所说，“四个平台”建设，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重要举措，是“互联网+政务”在基层的具体实践，也是推进社会转型的重要抓手。

除了基层治理，温州还从经济体制创新、人才梯队建设等方面入手，为乡村振兴注入治理新力量：比如我市发布的《温州市农村产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为盘活“沉睡”的土地资本，新型城镇化释放巨大的红利；龙湾区制订出台《龙湾区村务工作权力清单二十八条》，更是给制度之“笼”加上一把“锁”，让小微权力切实的运行在阳光下、规范在制度里、警示在问责中；文成县通过“乡贤人才集聚”工程，招回了一批乡贤人才回乡创业，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无穷的活力……

40年，温州历经沧海，但奋斗与拼搏的勇气从未改变。踏着新时代的足迹，扛起火红的旗帜，浙南一隅处处涌动着绿色发展的火热激情。

专家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王春光

在过去40年，温州改革始终走在全国前列而闻名世界。更多的人只知道温州在改革中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和民营经济主导的温州模式，而很少有人知道温州在乡村治理上的改革创新。伴随着温州模式的发展，村民对公共参与有了更多的需求。温州各级政府深切地感受到这种需求，从两个层面推进乡村治理改革创新：一是有效履行政府职能，即为农村提供尽可能与城市均等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包括教育、医疗卫生、法律服务、社会保障、交通、垃圾和污水处理、规划等；二是推动乡村民主治理，构筑和完善民主治理架构和机制，做实做好村民“四民主”，确保四个“自我”的有效实施。在农村改革创新中，不仅村干部、村民的素质得到提升，而且政府的治理水平也得到显著提高，初步构筑起政府、村庄、村民良性互动、共同成长的治理体系，为乡村振兴奠定了一定的制度性治理基础。

记者 庄越

编辑：王科特